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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我国垃圾处理的资源化水平其实很高，但有焦虑；温室气体排放处于领先水平，但没有彰显；低人口密度地区生活垃圾处理还在探索，缺乏总结；填埋场的功能认识有差距，急待改革；填埋场异位修复有需求、有条件，但缺钱；一带一路市场很热，需防内卷”。
12月17日，在“2025(第十九届)固废战略论坛”上，中国城市建设研究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徐海云以“迈向高质量——中国生活垃圾处理的国际比较与未来战略路径”为题，从国际视角出发，对比了国内垃圾处理六大热点问题，并进行了深入探讨。
01.资源化利用的关键是经济性
根据住建部城乡建设统计年鉴(未包含废品)，2024年我国城市+县城生活垃圾起运量3.19亿吨，其中分出的餐厨垃圾约3000万吨。根据中国物质再生协会统计，2024年废纸回收量6971万吨，废塑料1950万吨，生活源废品回收量按照1亿吨估算；2024年生活垃圾量(包括废品)估计4.2亿吨，折合人均0.81千克/日，垃圾资源化处理率约31%。
从国际视野对比发达国家数据，我国人均生活垃圾的产量比新加坡还要低，即便算上废品，也比德国、美国低。而从资源化处理率来看，我国垃圾资源化处理率达31%，已经超过了发达国家新加坡和日本。
徐海云提出，既然我国资源化率已超发达国家，那为什么我国在这方面还存在较大焦虑？他认为，各国在生活垃圾统计体系上存在显著差异。以美国为例，其2018年人均生活垃圾产生量统计值为2.22千克/日，看似全球最高，但该数据并非基于垃圾处理场实际称重计量，而是通过模型推算得出，且2018年后美国未再更新官方统计数据。
再看德国，其1.58千克/日的人均垃圾量中，明确包含大量园林垃圾等非日常生活废弃物，统计范畴宽于我国。例如：德国巴伐利亚州2023年固废公报，生活垃圾总量637万吨，回收利用率66%。垃圾焚烧厂实际焚烧量321万吨，统计计算其他垃圾焚烧量227万吨，此外园林垃圾占全部回收量三分之一。
徐海云强调，和发达国家比，我国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水平应该已经很高了。从纸的消费和回收可以看出：我们的消费量还不到日本、美国、德国的一半，低消费量难以实现高回收率！我们有些地方既追求垃圾减量又追求高回收率，这是不现实的！
近年来，我国多地推行厨余垃圾分类的实践引发了对经济可行性的深度思考。以德国为例，其学者在研究厨余垃圾处理路径时，基于严格的成本核算框架得出明确结论：当焚烧处置成本为300欧元/吨，厌氧消化技术仅需110欧元/吨时，显然选择后者更加具有经济效益。
反观国内，徐海云指出，厌氧是焚烧成本的三倍，我们在厨余垃圾分出后的经济效益是负的！那为什么还要分？分类回收利用它也要经济利用，如果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厂收费达到餐厨垃圾收费水平，将会发生什么？那才是生活垃圾处理高质量发展的春天！
徐海云强调，资源化利用的关键是经济性。他以瑞士为例指出，瑞士人均GDP高达10万美元，差不多是我们的10倍。这个富裕国家高度重视环境与资源利用，但其官方研究明确结论：除PET瓶外，其余塑料无需回收，直接焚烧才是经济与环境双赢的最优解。然而，国内却刮起一股“低值可回收物”旋风，且越刮越猛。
如苏州的一条公开报道，声称“若把垃圾中的塑料分出来，可节省处理费1.3亿元，还能创造8亿元产值”。设想苏州先把焚烧厂关停，按这条路线运行一下，真假将水落石出！
无独有偶，徐海云还受邀担任某省会城市生活垃圾项目专家评审组组长时，对方执意要把其他垃圾在入炉前把所谓低值可回收物分选出来。他现场算了笔账并给出结论：分选出来既没有经济效益，也没有环境效益。
02.固废领域温室气体排放值得国外学习借鉴
固废领域里的温室气体排放尽管是一个小行业，但按IPCC来说实际上它是一个很重要的领域，其排放特性显著区别于传统认知——主要贡献气体并非二氧化碳而是甲烷，甲烷占全球温室气体的17%左右。
根据美国咨询公司2025年最新的研究结果，全球垃圾填埋场温室气体排放占比达4%，对比钢铁等传统高排放行业，这个细小行业更显重要。
在美国、欧美、新加坡公布的2022年温室气体排放清单中，美国垃圾填埋场的甲烷排放占总甲烷排放17.1%，人均360千克二氧化碳；欧盟垃圾填埋场的甲烷排放占温室气体排放2.4%，人均160千克二氧化碳；新加坡填埋场的甲烷排放0，废弃物领域总温室气体占全部温室气体0.6%，主要为医疗垃圾焚烧以及污水处理。
如果我国的生活垃圾全部采用填埋处理，温室气体排放将会显著。例如，我国香港地区，2023年生活垃圾填埋处理温室气体排放量292万吨当量二氧化碳，占香港地区总量8.5%，人均排放量390千克当量二氧化碳。
徐海云表示，如果大陆也像香港这样垃圾采用填埋处理，可以想象，我们的温室气体排放将会是多少？所以我们用现代化的垃圾焚烧发电代替填埋，实际上在固废领域温室气体的减排上做出了巨大的贡献，不仅值得发展中国家学习，也值得发达国家学习。
03.小型焚烧设施并非县域垃圾处理唯一的“最优解”
针对偏远及低人口密度地区的生活垃圾处理，徐海云以美国、德国、瑞士为例，详细介绍了如何"因地制宜"地处理。
美国阿拉斯加州总面积为151.8万平方千米，平均人口密度0.5人/平方千米。偏远的农村地区远离高速公路，这部分地区约占阿拉斯加总人口10%。一方面，他们认为这类地方的废弃物，实际上对环境质量没有影响，可以就地简易处理，简易填埋或简易焚烧；另一方面阿拉斯加又把生活垃圾包括可回收物与有害垃圾等，长距离运输到美国本土来进行收集处理和利用。
在德国巴伐利亚州，有一个施万多夫垃圾焚烧发电厂，他们通过汽车和火车组成垃圾运输系统收运垃圾，服务范围约15000平方公里(相当于巴伐利亚州面积的五分之一)，2022年收集家庭垃圾以及大件垃圾31.2万吨，企业垃圾15.5万吨，该垃圾焚烧发电厂共处理垃圾46.7万吨。
在瑞士Schaffhausen地区，每年4月到9月打包暂存，保证一定的规模后，当年10月到次年3月再通过火车运到垃圾焚烧发电厂处理。这是低密度地区生活垃圾如何收集、转运、处理可以学习的案例。
徐海云强调，许多人误以为小型焚烧炉成本低，实则存在严重认知偏差。以国内医疗垃圾焚烧炉为例，5吨/日至20吨/日规模的处理成本高达1000-2000元/吨。2018年以来，青海虽在全省安装118台小型垃圾焚烧炉，但如今多数已沦为"废铁"，暴露出小规模焚烧设施在运营成本、环保达标及长期维护方面的深层困境。更值得关注的是，国内部分地区仍在重复推广此类模式，亟需系统性总结教训。
日本虽然也有过小型焚烧设施的建设热潮，例如北海道1998年有垃圾焚烧厂147座，但2022年降到61座，预计未来受经济、环保两因素驱动，小型垃圾焚烧厂将进一步减少，区域化统筹已经成为趋势。
在低人口密度地区生活垃圾处理上，国内实际上也做了很多探索。包括，乌兰察布市⽣活垃圾焚烧发电项目，就是跨县域生活垃圾集中处理的典范——开创了长距离、低成本生活垃圾集中运输新模式。
此外，2025年两会期间福建某岛屿的案例值得深刻反思。该岛2018年曾投入五百多万建设了小型焚烧设施，但却已经损坏并停用很多年。直至网红曝光后，当地政府连夜通过船运将垃圾转运至漳州焚烧厂进行处理，其中运输成本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高。
再看我国西藏地区，小型卫生填埋成本太高，西藏某市填埋场：处理规模约120吨/日，投资7000万元，使用预计3-4年，使用过程为坝体稳定又投入3000万元；西藏某县垃圾卫生填埋场，投资近5000万元，库容33万立方米，实际处理15吨/日左右。综合处理成本在1000元/吨左右。
04.固废做得越好，越需要填埋场
徐海云指出，当前国内对固废处理的理解存在显著偏差，需从国际案例与统计逻辑中厘清本质。以瑞典为例，瑞典在计算填埋量时，仅统计直接进入填埋场的原生垃圾，而焚烧产生的炉渣、飞灰等二次废弃物虽最终填埋，却未被纳入"填埋量"统计，从而形成1%的原生垃圾进入填埋的表象。
再看日本与德国，两国均将填埋场管理视为固废处理体系的"韧性基石"。日本每年定期公布垃圾填埋场的数量、剩余空间及使用年限，通过动态监测保障填埋场的科学调度与长期可用；德国同样强调了填埋场的不可替代性作用，也将剩余垃圾填埋场容量纳入统计管理。
然而，国内目前还缺乏垃圾填埋场剩余容量管理意识，也很少有城市和地区公布填埋场剩余容量和剩余使用寿命。此外，国内填埋容量也普遍不足。我国现在仍然有人认为资源化利用就是不需要填埋，这是完全错误的。
徐海云表示，固废做得越好，越需要填埋场。
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，要实施固体废物综合行动综合治理行动，2026就要行动了。基于垃圾填埋场最新的污染控制标准(六种固废可直接进入填埋厂进行填埋处置)，徐海云认为，在固废综合治理中，由于难以精准掌握各类废弃物的产生量、成分及处理需求，填埋场的功能职责到现在都没有理清，以至于没有哪个部门能够负责做填埋场的规划需求。
然而，国内很多单位坚持垃圾飞灰资源化利用，反观国际实践，如美国、新加坡、日本、德国及瑞士等国，普遍将垃圾焚烧产生的飞灰直接填埋处置，而非过度追求"资源化利用"。
在资金实力不及发达国家、土地资源紧缺程度甚至超过瑞士的背景下，徐海云提出，我们为什么要资源化？他并非反对资源化本身，但关键问题在于，谁来承担资源化的高昂成本？他认为片面追求资源化而忽视环境效益与经济可行性，可能是违反中央政策的。
05.填埋场异位修复很好，但缺钱
2025年四部门联合印发了《生活垃圾填埋场环境污染隐患排查治理工作方案》(环固体〔2025〕44号)。该方案简单的讲，就是要把存在环境污染隐患的旧垃圾填埋场开挖进行异位修复。
徐海云认为，对填埋场进行异位修复这个政策很好：可以控制温室气体甲烷排放、彻底解决填埋场渗滤液问题、生活垃圾中的可燃物进行焚烧处理并能够进行余热利用、减少塑料污染、对填埋场地得到彻底修复并可以进行多用途开发利用，但唯一的缺点是缺钱。至于钱怎么来，未来可能需要进行深入探讨，如果中央把钱解决了，可能它就会出现爆发式增长。
针对“有防渗的填埋场普遍渗漏"的专家论断，徐海云持反对意见，他表示，他主张对旧填埋场进行异位修复，但不主张夸大填埋场的污染影响。若以历史视角审视，早期未采取防渗措施的简易填埋场，其渗漏问题可能远甚于现行规范的填埋场。
这种"选择性关注"现象恰恰暴露了深层管理矛盾，如何才能真正实现从"被动堵漏"到"主动防控"的治理转型，避免陷入"头痛医头、脚痛医脚"的治理困境，是走向综合治理的考验。
06.出海：防内卷是重中之重
徐海云表示，随着“一带一路”倡议的推进，中国企业在海外市场的拓展将愈发活跃，未来这种项目会越来越多，尤其是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，因为跟日本和德国等发达国家相比，我国垃圾焚烧项目的在价格及建造方面拥有非常明显的优势，同时拥有众多示范项目。
从发达国家视角来看，徐海云认为，他们能不能用得起或者用得好垃圾焚烧发电厂还是一个问号。2022年6月，国际固体废弃物协会(ISWA)主席卡洛斯·席尔瓦·费罗接受采访时说，虽然垃圾焚烧发电(W2E)在欧洲和美国已经很成熟，但一些地区市场仍处于起步阶段。
以巴西为例，这个经济体量可观的国家至今未建成一座垃圾焚烧厂，其首个焚烧项目将由中国企业承建，预计2026年投产。这种"市场空白"的背后，隐藏着多重挑战：部分地区虽法律认可焚烧为不可回收废物处置方式，并纳入可再生能源战略，但相对高的建设运营成本、资金短缺、社会接受度低等问题，导致项目推进缓慢。
最后，徐海云强调，对中国焚烧企业来说，拓展一带一路沿线发展中国家即是机遇也是挑战。比如，这些地区的支付能力，以及人力资源和管理能力都是一个问题，尤其是如何防止内卷是重中之重，现在还没有看到在海外市场如何能防止内卷的具体政策和动向。
原标题：徐海云：全面对比中美日欧，谈我国垃圾处理的6个热点问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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垃圾焚烧发电,生活垃圾处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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